网络空间是随着计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它是网络连接各种计算设施的集合，是信息获取、信息存储、信息利用及信息交流的空间。网络空间作为一个新兴场域，是现实世界之外的虚拟世界。与现实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一样，网络社会也缺乏中央权威，为世界各国在这个虚拟空间追求权力提供了无限可能。网络空间由此成为了继陆地、海洋、天空、太空之后的第五个国际权力场。网络空间不但有光缆、运行系统、数据中心等这些具体的物质形态，也有确保网络空间安全、稳定运行的行为准则和标准。谁能控制这些资源与标准，谁就能主宰全球网络空间的权力场。
国际网络空间的三大特征
与陆、海、天、空不同，国际网络空间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它由三个层次组成。底层是物理层，由网络基础设施构成，主要包括陆缆、海缆、通讯卫星、无线系统、网络交换中心、数据中心等；中间是逻辑层，由域名、IP地址等唯一识别符和技术标准构成，维护网络空间的稳定运行；上层是内容层，也称为经济社会的应用层，从行业上包括制造、贸易、娱乐、教育、物联网、经济社会发展、金融、健康、信息与通信技术、新闻媒体、公共部门、民事与人权等多个领域。但所有这些内容都依赖操作系统、搜索引擎、浏览器、社交网络平台、云计算等。同时，国际网络空间还具有扩散性。在物理层面，随着跨境交流的需求日益扩大，陆缆、海缆跨越国境，不断扩散延伸到更多国家，数据中心也跟着从一国向多国扩散；在内容层，计算设备、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等工具也不断跨境扩散。此外，由于进入网络空间的代价低和匿名性特征，导致社会层面较小的行为体很容易进入网络空间，能够更容易接触到信息。国际网络空间具有互动性。无论是国家、非营利组织、还是个体，都参与了网络空间的互动。在国际网络空间中，政府与政府之间、一国政府与对象国的社会公众之间经常进行互动，例如美国通过驻外使领馆网页开放“脸书”和“推特”，直接与外国公众互动。与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空间相比，国际网络空间更具互动性。
网络权力的分析视角
分析美国的网络权力，必须结合国际网络空间上述三大特征选择研究视角。本文将以三种权力作为研究视角：结构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社会性权力。
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概念可以为我们深刻认识国家在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形态提供借鉴。她提出，“结构性权力”是大国为其他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体构建赖以运行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能力。她认为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安全、生产、贸易、金融四种结构。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美国霸权并不是建立于某一种权力基础之上，而是在多种权力基础之上。以此为参照，我们同样发现，网络空间的权力基础也有多种来源：在底层是基础层，在中层是逻辑层，在上层是内容层。这三层中的每一层都独立构成一种结构。
只要有契约关系不完善的地方，就会存在“关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人类社会如此，国际社会亦如此。国家之间是不存在血缘关系的，但在国际社会中，由于大规模跨国移民、宗教和文化价值观跨国传播等原因，产生了许多文化、价值观接近的民族与国家，这类行为体之间容易形成较为特殊的亲近关系，最终形成“价值观盟友”关系，如美国与西欧国家之间由于价值观接近而形成紧密关系。地缘关系是地理位置相近、面临的外部环境相似或处于同一战略节点链条上的国家之间形成的紧密关系，如冷战结束后中、俄走近主要是面临美国威胁这一相同的地缘环境。
“社会性权力”（social power）是上个世纪50年代后在心理学、哲学等领域逐渐崛起的权力观。这种权力是发生在两者之间的一种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因果关系。“社会性权力”认为行为体A的行为能够对行为体B带来变化和产生影响，而施加影响的行为方式有威慑、传播信念、态度、观点等。在国际政治领域，“社会性权力”的具体内涵表现为“权力的三面性”（three faces of power）：让对方做不情愿的事；议程设置；通过观念、信仰、价值塑造对方偏好。约瑟夫奈将前者归为硬权力，将后二者归为软权力。
通过分析美国在网络空间的结构性权力，发现美国的网络霸权基础非常强大。在基础层，虽然作为美国重要物理基础设施的国际海缆在逐渐受到挑战，但美国的国际海缆数量仍然全球最多，辐射最广。在数据中心、互联网交换中心建设方面，美国仍然具有绝对优势。在逻辑层，美国仍然保持着隐形霸主的身份。在应用层，美国为其它国家提供了在国际网络空间赖以运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由此可见，美国在世界网络空间的地位仍然是霸主级别的。
